將德修煉是研兵學謀的根基

核心提示

●《孫子兵法》作為“兵權謀”的代表作，是一座智慧殿堂和謀略寶庫。當我們走進這座殿堂，尋求制勝方略時，應當把將德修煉作為研兵學謀的根基。

●《孫子兵法》在“計篇”中指出：“將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也”。這五個字，是為將者的五條標準，也被稱為將之五德。

（一）

智是謀之源，謀是智之用。我們常說，足智多謀。孫子說的智，不同于今天說的智商。智商很高的人，若沒有成熟的修煉，常常變成一種小聰明。作為軍事將領的智，應當有以下突出表現：

首先是預見力。歷史上那些能征善戰的軍事家，都具有超人的預見力。預見力又分戰略預見和戰術預見。戰略預見是關于全局性、長遠性的預見，“預見存亡禍福之原，早知盛衰廢興之始，防事之未萌，避難于無形”。戰術預見則主要是對具體事件發展前景的預見，“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，而究其所終極，故無敗業廢功”。軍事作戰中，指敵情判斷，知彼知己，料敵設謀。

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說：“坐在指揮臺上，如果什么也看不見，就不能叫領導。坐在指揮臺上，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，那是平平常常的，也不能算領導。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，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，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，并能掌握住它，這才叫領導。”領導就是引導，引導必須有先見之明。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，每一項重大決策，都是以超越常人的預見力，在最困難時看到希望，在黑暗中看到曙光，在迷茫中看清道路，在勝利中看到新的挑戰。

其次是決斷力。決斷力和預見力相關聯，分為戰略決斷與戰術決斷。戰略上的決斷，重在審時度勢，對時代、歷史、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有正確的認識，關鍵時刻能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。戰術性的決斷，是正確地選定戰役戰術行動計劃。毛澤東同志說過，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，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，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，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。

第三是創新力。與預見力、決斷力相關聯，智的又一個重要內涵是創造力，或者說創新力。善于創新的人，首先是觀念的不斷創新。新的觀念產生新的想法、新的思路。而陳舊的觀念則是禁錮人們創造力的枷鎖、阻礙新思想的最大障礙。

提高創新能力固然需要知識，但知識不等于能力。只有在艱苦奮斗的實踐中，才能把知識轉化為創新力。軍事指揮員尤其要重視在實踐中磨煉。歷史上不乏趙括之類的人物，飽讀兵書，卻打敗仗；也有如漢代霍去病這類的天才將領，沒讀過兵書，用兵打仗“每每和孫吳暗合”。當然，這不是否定讀書的重要，而是反復論證一條真理：“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”“讀書是學習，使用也是學習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”。使用的過程，也就是修煉提升的過程。

第四是運用資源的能力。對軍事指揮員來說，是力量運用的能力。力量與力量的運用不同，所以戰爭史上出現了許多以弱勝強、以少勝多的戰例。運用資源的能力，“形而上”的叫藝術，“形而下”的叫方法；高超的藝術是偉大天才的思維閃光，科學的方法要靠學習去把握；藝術是通過實踐去領悟，“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，方法是在運用中不斷提升。藝術與方法常常是融合的，表現為戰略戰術的籌劃、戰略策略的設計、戰略路線圖的描繪、戰術計謀的構想，等等。

第五是識人用人的能力。識人用人看似簡單，實則不易，可以說是指揮員經常困惑的一件事。諸葛亮足智多謀，結合自己的實踐，寫出《將苑》一書，主要論述將性、將道、知人善任等。但他還是錯用了馬謖，造成街亭之敗。其實，馬謖也是個人才。諸葛亮南征時，他提出“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；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”的見解，還是很有見地的。只不過，馬謖缺少實踐歷練，作高參可以，擔任一線主將，其指揮實際作戰能力弱的缺點就被徹底放大，最終導致蜀軍全線被動?？偫ㄆ饋碇v，諸葛亮對馬謖是用錯了崗位。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清末湘軍將領曾國藩在功成名就時，要求他的將軍們讀乾隆時期重臣孫嘉淦的一篇議奏——《三習一弊疏》。旨在提醒手下將領越是在戰場上打得順風順水的時候，越要戒驕戒躁，越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。否則，就很容易喪失識人用人、量才錄用的能力。

（二）

為將的信譽、誠心，可直接轉化為軍隊的戰斗力。“信蓋天下，然后能約天下”。將軍帶兵，守信用才能得到部下的信任，而信任就是帶領團隊走向光明的火炬。戰國時期，商鞅主導秦國改革，首先“徙木立信”，順利拓開改革之路，是個范例。

孫子講的將德，是戰略“五要素”（即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）之一，將德中的“信”，自然與“道”相聯系，包含了信念這個信譽的靈魂。

習主席高度重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軍事文化，多次強調“為將之道，當先治心”。崇高的理想、堅定的信念，是革命軍人的靈魂，是克敵制勝、拒腐防變的決定性因素。從人民軍隊成長歷程看，我軍的將帥始終有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，有著不變的理想和信念，帶領的是人民軍隊，打的是人民戰爭，所以能創造出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。

有信念就必然有自信，有自信方有意志力。面對重重戰爭阻力，為將者有自信，部隊就能看到希望之光，就有必勝的勇氣，就能形成“激流漂石”之勢。俗話說，勝兵如秋風，兵敗如山倒。前者是充滿自信心軍隊的表現，后者是完全失去自信心軍隊的狀態。

（三）

仁，本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。中國古代兵家價值觀為儒道合一，把仁作為將德修煉，主要強調愛兵親民?！秾O子兵法》講：“視卒如嬰兒，故可與之赴深溪；視卒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。”

作為指揮員的仁，還表現為禮賢下士、尊重人才。有個典故叫“周公吐哺”，說的是周武王死后，年幼的成王繼位，周公肩負起輔佐成王的責任。周公非常禮遇有才能的人。有時他正在吃飯，門人報告有賢士來訪，周公立即將口中的食物吐出，迅速出來接見來賓。如此一來，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到他的身邊，服務于周王朝。所以，“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”，成了對“仁”的最好注釋。

（四）

一般情況下講勇，多指兩軍陣前，奮不顧身、奮勇殺敵的英雄豪氣。為將者，平時不貪財，戰時不惜命，軍必興。

將德修煉中的勇，更重要的還在決定軍隊、國家命運的重要關頭，表現出的沉著穩定、無私無畏、從容應對的膽略和風度。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，然后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敵”。

“但用東山謝安石，為君談笑靜胡沙。”詩詞是唐代李白對一位軍事將領的贊譽。這位將領就是在淝水之戰中指揮東晉軍隊、打敗前秦百萬大軍的謝安。他在大敵當前、國家處于危急的時刻，鎮定自若，從容應對，慎獨靜思，運籌破敵良策，終于以少勝多，扶大廈之將傾。

（五）

這里講的嚴，是嚴軍紀。軍紀嚴明，才有執行力、戰斗力。嚴的前提是明，軍紀不能光講抽象的道理，而要有簡潔明了的可執行條文。我軍的“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”就是典范。華為對員工提出“以制度管人，以流程管事”，其中要求做到“五個必須”：對要做的每個項目，首先必須有明確的目標，有目標必須有計劃，有計劃必須有方案，有方案必須有檢查，有檢查必須有結果。這樣，不流于一般口號，每件事都能落到實處。

在各種制度、紀律中，與人關系最密切、最經常、最直接影響戰斗力的是賞罰制度。對此，古代軍事家提出了四條原則：賞不逾時，罰不遷列，賞不避小，罰不避大。軍事史上有很多嚴明軍紀的故事，如孫武吳宮演陣斬王姬，田穰苴轅門立表斬莊賈，周亞夫細柳行軍令等，都傳為千古佳話。

（六）

孫子講的為將者五德，是一個整體，是相輔相成的綜合思想品格。智者不迷，信可領眾，仁能聚力，勇者果敢，嚴必立威。有兵家評說：“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，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，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，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，非嚴不可以服強齊眾。全此五才，將之體也。”又有一評說：“專任智則賊，偏施仁則懦，固守信則愚，恃勇力則暴，令過嚴則殘。五者兼備，各適其用，則可為將帥。”總之，將德修煉，在于五德合成，全面發展。

《孫子兵法》產生的時代，是中國古代復雜系統哲學形成的時代。孫子運用太極陰陽哲學觀，研究戰爭、研究將帥品格修煉，非常強調“度”的把握。于是，一方面強調將之五德，一方面又講到將之“五危”。“故將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殺也；必生，可虜也；忿速，可侮也；廉潔，可辱也；愛民，可煩也。凡此五者，將之過也，用兵之災也。覆軍殺將，必以五危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其實，將之五危，正是將德修煉錯位的表現。比如，足智多謀是將德之首，但智用太過就可能狐疑不決?！读w》中說，“用兵之害，猶豫最大；三軍之災，莫過狐疑。”

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為而不爭”，這是《道德經》最后的結語。孫子論述將德修煉，在吸收道家的價值取向中，蘊含著以出世之心態，做入世之功業，大智不彰，大功不揚。“故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人是保”，使將德修煉升華為“內圣外王”的境界。

新征程上新使命新擔當，要求我們必須大力弘揚中國古代優秀軍事文化中的優秀因子，賦予將德修煉以時代新內涵，不斷為打贏未來戰爭造就可堪大用之才。